今天照常刷微博,看到了一条有趣的新闻:云南大理大蒜价格水涨船高,蒜民却称再也不种了。粗看标题,以为是农产品价格泡沫造成的人心惶惶,细看才明白,原来是农民为了保住临近洱海的一片澄澈,主动配合政府的生态保护策略。这也标志着洱海边上种植大蒜的历史将终止。
与此同时,大理洱海边上将改种花草树木,在整治范围拥有田地的农民能够获得2000元补贴。政府对人民的“温柔以待”,既维护了国家利益,又保障了农民的个人权益;而洱海农民们的积极配合,也为全国各省市的广大农民处理新型“官民关系”提供了方案。
正所谓农业是人类的“母亲产业”,远在人类茹毛饮血的远古时代,农业就已经是人类抵御自然威胁和赖以生存的根本。从经济角度来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无论是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还是西汉初年的“商人不得衣丝乘车”,无不表现了统治者对农业近乎偏激的“热爱”,对他们来说,农业不仅是民之根本,更是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而到了现当代,农业是工业发展、社会发展的基础,是它们合力推动中国社会走向第三产业的发展。
其次,从社会角度来说,农业是社会安定的基础。“民以食为天”,粮食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资料,若粮食供应出现问题,则会人人自危,天下大乱。
第三,从政治角度看,农业是国家自立的基础。若我国的农副产品不能保持自给,过度依赖进口,必将受制于人。一旦国际政局有变,则会陷入被动,危及国家安全。
而如今农业的境遇并不如人意。前些年在网上,时常可以看到因农产品价格大幅涨跌引发的民生问题。农民们辛苦劳作一季,却换来低于成本价的收购价格,或任其烂在田里。我们旁观者看来会觉得他们暴殄天物,可实际上农民更心痛,他们对作物倾注心血、寄托希望,虽只短短几月的知遇,可却宛如自己的孩子。更有农地圈的网友作出推测:2017年中国农业将会很难过,农民的日子将会更难过。“肥涨粮跌”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精耕细作的生产模式不利于国际竞争,中国的农业应当何去何从?
1933年,美国经历了一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龙卷风”似的经济危机。工农业生产持续下降,工人失业流浪,农民更是遭受到毁灭性打击,农产品大幅度的价格下跌,导致他们流离失所,整片美国大地哀鸿遍野。罗斯福上台后,立即颁布《农业调整法》,规定国家向减耕减产的农民提供补贴,以提高农产品价格,减少农产品过剩,保证农民利益。
美国的处理方式有效,但也只能辅之以参考。一项制度的颁发,必将从千丝万缕的国情中抽丝剥茧,最后织得华绸。
回望过去,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三大改造”中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中国八大后的“人民公社”,再到1978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直到今天的“三农问题”,有功有过,也有前途未卜的迷茫,但无不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农业的改革。暴露的问题,才是成功的基石。
所谓“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这是一个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的侧重点不同,需要一体化地考虑这三个问题。在刚结束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在报告中提出常委会将持续关注“三农”工作,尤其是推动新农村建设,完善公共设施,让中国广大的乡村旧貌变新颜。在报告中,还有一个小亮点,就是“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实际农村水平如何,是以实际的农村生活的土生土长的农民为判别标准的。
新农村的建设,在我的家乡德清,也在顺利进行。原本窄小而泥泞的泥路变成宽阔平整的沥青路,家家也盖起了新房,用上了对河口水库供应的自来水。房屋整齐大气,往来汽车不断,农村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转而追求更高的精神享受了。但与此同时,少不了为了在政府评比中评得“优”而处心积虑拆掉人家几十年老宅的,也少不了为了谋取大量利润无休止开发矿山、破坏环境的。我国正处于社会快速转型期,农村人的身份正处在变化中,这从难以确定下来的“农村人口数量”中可见一斑。农民进城,变成了农民工;农民发财,变成了暴发户;农民留乡种田,却被批评固步自封。难以消除的城里人的有色眼镜,困扰着农民,也困扰着他们自己。农村的改革,带走了青砖灰瓦,带走了恣意生长的野花,带走了人们内心的故乡模样;农民这一传统职业该如何适应第二产业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政府又该如何协调城乡间的平衡,仍是摆在当前的难题。
对我们学生来说,农业、农村、农民看似遥不可及,是因为我们站在发展的制高点上俯视他们,在无形中将自己与他们隔离开来。我们应当知道,他们不是我们的“waiter”,也不是贫困落后的代名词;他们是与我们共发展,同进步的兄弟姊妹,尊重、理解、信赖才是推进城乡合作和建设的钥匙。同时,我们也应对国家充满希望,若有意见,大胆提出,不当“键盘侠”。
我们需要相信,世界完好如初,一切的困难险阻都只是我们与那充满温情和灵性的美好一切失联的那么短短几天。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